地租后税收可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也就是每年八千万税收。减去因此而产生的行政费用、每年需要投资的国家建设资金，还有两千万左右的盈余，这就能把我军费给补上了。土地赎买的话，农户前面十几年要交租给地主，税收提不到这么高，计算下来我们难以回本。”

    一切都是钱惹得祸。杨锐之前的要求是：朝鲜目前的建设不能停顿，或者说不能让朝鲜越来越穷而是要越来好；同时军费要收回，中华再有钱也不能乱花，何况自己都一屁股债。不想两个要求下，对于偿债能力不足的朝鲜，唯一的办法就只能牺牲那些地主，用交给地主的地租偿还军费，这样百姓满意、朝鲜官府满意、中国也满意，就是地主死翘翘。

    “那国内怎么办？”杨锐不置可否，思路转向了另外一个问题。

    “大人，地主如果都是卖国贼，那没收其家产并没什么不妥，事情传到国内并不会引起太多不满。”范安说道，他计划的核心就是给那些地主戴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也许有不少地主没有卖国，但关键是谁来决定他们是否卖国。交给局外人审判或许还能实事求是，可交给收复失地的法政干部和农会干部审判，那一百个地主九十九个都会判为朝奸。

    “另外，国内的土改最终方案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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