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叹了口气，把溥杰放在一边，一个人走出门去，在庭院里散步，嘴里不住的碎碎念：还好，儿子当了皇帝，亲政之前，一定要把江山治理好。

    监国一年来，载沣的确算得上兢兢业业，就如同他的祖辈一样，日常性高强度的勤政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从早到晚，批阅奏对，工作时间甚至超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他和道光，同治，咸丰三帝一样的命运，从踌躇满志到沦为平庸，这与载沣个人无关，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还是值得欣喜的，他治理下的帝国总算有了点起色，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鼓励工商的政策一出来，经济持续增长，税收不断提高，国库渐渐丰盈起来，从1904年开始，经济增长率一年比一年爆炸上涨，庞大的市场大门一旦被打开，商业自由带来的繁荣就不可避免，仅1910年的国家预算高达两万亿两白银，即将没落的王朝，在最后一段时光里居然出现了回光返照的迹象，这不得不令人匪夷所思。

    当然，如果政治上也能这么平稳就好了，载沣这样想。

    但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请愿团的声势闹得这么大，全国都跟着共振了起来，虽然最终被他的旨意扑盖了下去，但纸里总包不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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