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朕就给你们开个头吧，诚然，魏忠贤结党营私，是罪不可赦的！但朕认为，他在经济上面还是有可取之处！先说说盐税！从什么时候说起呢？就从皇爷爷，万历年间说起，当时，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如果，国家有这样的繁荣富足，今天会没有银子来赈济灾民吗？”

    周延儒和史可法听的暗暗点头，而崇祯皇帝朱由检则更加看重的是史可法这样的东林党徒的观点！接着道，“然后到了皇兄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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