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的大少爷其实很不喜欢广州，他两次去广州，都是心惊胆战地感觉。总觉得这个临时政府特别不稳当，就和名字似的，临时……看着就不像是能够长久的样子。

    第一次灰溜溜地逃跑，差点把他给吓死。当时的脑袋里就一个念头，被当兵的抓住，想死都难。当时他是政坛的新人，根本就不懂兵变的性质，以为当兵的要大开杀戒了。

    加上他的身份，自认为很敏感很重要。可实际上，广州的兵变并没有死多少人，死最多的还是军舰队城内开炮造成的平民伤亡。第二次去广州的时候，他开始学坏了。

    关键是吸取了第一次跑路时候经验不足的教训，跑路的时候兜里竟然没钱，流落到香港竟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要不是正好赶上王学谦的坐船抵达香港，他只能要饭回家了。

    当然他也可以找事做，可洋行的工作难找，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找到的。码头扛包的工作倒是简单，随时随地都能做，可问题是这种体力活他做不来。

    他一个堂堂哈佛的经济学博士，还能被这种小问题再困住一次？

    所以，这一次他在广州，虽然做事还算勤勤恳恳，可多少还算是有点当官的样子。至少不会将自己当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埋头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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