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上海只能是外交部内部的决定，或者说私人的行程。

    从这一点来说，王学谦是不愿意顾维钧牵涉进入和英国人斗争中来。

    毕竟眼下的斗争形势，完全已经变样了。上海的工商界是被逼无奈的选择，而最起劲的是广州的临时大总统府。原因的话，王学谦也能猜测一二。

    孙先生的‘国党’想要在广东组建军队，但是没钱，连政府都运作不下去，还谈什么组建军队？

    而商团和‘国党’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合作，但是互相提防的前提下，‘国党’想要在广东筹措经费，只能动其他脑筋。

    那么‘盐税’和‘关税’就成了‘国党’最垂涎不已的两座金山。

    所以，闹得最凶的已经不是上海工商界，也不是陈教授领导的工人和学生运动，反而是本来不相干的‘国党’。

    广州、香港的罢工，就是‘国党’的手笔，甚至通过‘国党’在南洋的众多关系，新加坡的罢工似乎也是‘国党’在主导。相比起义来说，罢工的投入是最小的，但效果好的，让初尝其中滋味的孙先生欲罢不能。

    王学谦深知此种的关系复杂，但顾维钧却不知道。

    顾维钧甚至还觉得，凭借他对王学谦的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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