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而且极为拉仇恨，尤其是后者，与抢劫也就是一线之隔，而且按照明朝的政治制度，武官是没有权力插手民政的，更不要说直接征收人头税或者财产税了。刘成敢于这么做不过是因为当时陕西特殊的形势罢了，而且在政治上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如果说刘成现在手头上只有一营之兵还好说，随着军队的扩大，就必须寻找一个新的饷源了。

    第二个办法就是收流通税，打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拦路设卡收费，这个法子比前者要好一些，毕竟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这税收不到他们头上，而且税收成本也低，用不着灭掉几家豪强杀鸡给猴看，只需要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派一小队的士卒几个书吏即可。往来的商人也有足够的现金支付税款，实在不行也能用货物抵税，不会收来一堆鸡零狗碎的玩意还不好变现。无疑，控制着蒲津渡口的朝邑比鄜州能收到更多的税金。

    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刘成的基业主要包括两块：与塞外蒙古的长途贸易和以水力为动力源的纺织、锻造、军工。对于前者来说，最大的成本是沿途的关卡赋税和人员、牲畜与时间成本，而对于后者来说，稳定充沛的水源则是盈利的保障。而相比起鄜州，朝邑无疑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与蒙古的商队可在河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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