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所谓杜伏威幕后主使的说法，马周笃定是辅公祏为了鼓动江淮军诸多将领，蒙蔽百姓而用了下三滥手段，伪造了所谓的杜伏威“密令”。

    实际上，杜伏威远在长安，根本不知情。

    后来是辅公祏见大势已去，向李孝恭诬告，所谓的证据“密令”乃是伪造之物，便是当年欺骗杜伏威义子王雄诞的那封，同时还诬告了从长安返回的阚棱的。

    但马周详细调查，得知当时阚棱积极参与平叛，正是因为他的威名，震慑了江淮军，致其军心涣散。

    如此行为，怎能是谋反？

    除了昔年普通兵将的证词，还有当时李孝恭的副手，如今的英国公，并州大都督长史李绩作证，真实性和效力不言而喻。

    而杜伏威之所以被认定有罪，除了辅公祏的那份伪造的密令，便是阚棱所谓的谋反。

    现在两者都不成立，杜伏威谋反的说辞还能成立吗？

    只是事已至此，谁来为当年的事情负责呢？虽说是有人诬告，但主事者也有失察之罪，甚至蓄意枉法的可能。

    最终定案的是高祖武德皇帝，但谁敢说这是李渊的错呢？

    所以啊，这个过错与罪责似乎只能有呈报主办者，当年的赵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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