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气盛的章士钊以初生牛犊的猛劲，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苏报》进行了大胆革，宣布“本报大改良”，将报道“学界风潮”的栏目移到头版头条，言论更加激进；随后，苏报在《革命军》发表后，发表了章太炎的评论文章，盛赞其为“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六月二十日，又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该文中，章太炎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号召“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六月二十二日，更是刊出《杀人主义》一文，狂歌“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之类惊世骇俗的词句。

    如果说苏报将革命声浪发挥到极致的是大力推崇邹容的《革命军》一书，那将反革命革命声浪推进到顶点的便是章太炎批驳康有为的政论文的发表。而《苏报》的张扬和无所顾忌，早已引起了清廷统治者的震惊和仇视，最后的案发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所谓盛极而衰，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苏报》的发行量迅速飙升，仅发行点就增加了几十处，令上海滩老牌大报《申报》都黯然失色。而辉煌的顶点，恰恰也是它的终点。

    邹容刚从日本回国后，寄居在爱国学社，与章士钊、章太炎等人意气相投，是比较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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