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而京畿，远而山东、山西、河南，又远而四川，百姓饿死无数，树皮草根，无不剥尽，骨肉相食，惨不忍言。人情嗷嗷，恣嗟怨叹，皆归咎于商税之害。苦一夫作难，必相响应。惟有亟罢商税，可以收拾人心。”就在刚才李匡自认为自己的奏章，算得上言辞犀利，前前后后把皇帝骂了一遍，商人的惨状也大致说了一些，自问论胆量，论言辞，论深入没人比得过自己，此时看到手中文章，方知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一山还有一山高，在这篇奏章里，李时勉直接把一切人间惨状，归咎于“商税之害”。要说这算大胆，那下面的所展现的则是大义凛然了，奏章里他非但说出了人间惨状，最大的作用在于规劝，用他的话儿说，如果身为大明的皇帝，不明白体恤民情，看不到商人百姓的困苦，一味在苛捐杂税上加重人民的负担，那么必如李时勉所料“未有不倾覆者”。他自问大胆，可还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因此诵完心头既是惊讶，又是担心。

    “当今的天下似没大人所说这般不堪？”李匡道。

    李时勉道：“皇帝一向仁慈，去年体恤百姓困苦，亲自作《纪农》一篇以示群臣，勉励群臣要知世事之艰难、吏治之得失，体恤百姓之疾苦，若得知天下商贾过得还不如百姓，以皇帝的仁慈，必不忍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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