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六年，太监袁琦使广东，“假办公为名，擅差内官内使往诸处凌辱官吏军民，通取金银等物，动累万计。”由于群情激愤，“归怨朝廷”，宣宗不得已将其处死，那些没事找事的言官，对此没少上奏章，光他知道的就有山西于谦上奏“内臣凡腹里地方，亦乞减省，庶臣下不致旷职，军民亦免烦扰。”山东右布政使裴伦也要求“请敕廷臣会议，凡非边境，有巡抚官处，俱命（中官）回京，庶内臣无轻出之劳，有司免供应之扰”。边疆文官也借机言其守中官之弊：“今各边镇守、分守、监枪诸内臣，托以心腹，而其诛求百计，实为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於标下，纵之生事，以为爪牙。或抑买弓弦缨子而总收军饷，或扣转仓场马料而坐支官价，或私猎走役战马，或私种夺占耕牛，……家人头目皆无籍恶少，聚敛侵剥，势若虎狼。武职藉以夤缘，宪司不敢诘问。一遇有警出战，惟驱占剩羸卒当之，故不能勇门决胜。及战有微功，虚张捷报，则皆附势挟贵者攘之。”虽说皇帝对此没做出任何的批复，但各地奏折却不少，谁也不敢保证，时日一场皇帝会做出什么举动来，因此在苏州这三年来，他一直很低调，时人所知不多，唯独在前两年在苏州各地搜索蛐蛐进献，捞出了不小的动静，但这事儿他暗地里让各地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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