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妥善的安排，这样才有利于维护政权和国家的稳定。于是，各个不同民族势力之间差别的泯灭和彼此之间的求同存异，就成为王朝追寻的目标。处于这种情势下的民族观念，自然是华夷一家或彼此不分了，这种开明的民族意识，使得汉人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十分严重，这就为减少民族隔阂、增加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创造了气氛。唐朝番臣、番将殷庭，《新唐书》特置《诸夷蕃将》类传，就是证明。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这话儿虽有些作秀的成分，但不可否认，大唐的民族政策之开明则的确堪称历代之冠。天宝之前，唐朝不断出兵征服四境各族，对于这些被征服者，唐朝大多采取安抚政策。如唐太宗征辽东，掳得高句丽百姓一万四千口，本当分赏将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此外，唐朝对于非汉族人才也大胆地予以重用。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谨行等都深受重用，有的还成了驸马。开元、天宝之际、非汉族将帅甚至成了唐军主力的组成部分。安禄山、哥舒翰还晋升为王爵。这类现象在其他王朝是绝对见不到的，更非蒙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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