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有权势者欺凌。整个社会根本没有令人信服的产权保障。有权有势，就可以打官司抢弱小者产业。有本事的匠人，必须花费大量的金钱去贿赂当权者才能生存。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能发展起来的只能是官商。高效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在不公的社会秩序下被处处刁难，支持不了多久就会土崩瓦解回到原点。

    而李植的津国公法庭，则给予了百姓和商人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在法庭的保护下，农民可以放心的把田地养肥不担心豪强来侵夺自家的好地，匠人和作坊主可以放心改进生产，不再担忧权贵的侵夺。甚至小商贩都能够在自家小推车上摆上更多的货物，不再担心青皮无赖的敲诈。

    所以李植首先要在山东建起来的，就是法庭。

    《山东日报》开足了马力，开始介绍法庭的好处。天津有法庭之前的社会混乱和有法庭之后的井然秩序，被反复报道。社会秩序建立之后百姓财产更安全了，人身更安全了。治安变好了，社会生产扩大了，百姓更富足了。

    天津有了法庭之后一些经典的案件，被《山东日报》登载出来宣传到各地。

    这一天，济南的一家茶馆里，读报人拿着一份报纸，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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