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衍武当然看出了大家伙儿的心思，可这事儿他现在不说。因为到底合不合适，到了晚算总帐才更有说服力。

    于是这一个下午，他带人继续着在电影院门口蹲着。只要来窗口买票的，他让人换着个儿地去问。

    谁对答有毛病，他教，谁事儿办得漂亮，他也夸，主要是以练习为主。

    而通过这件事，很快他发现了一个规律，那是在卖票这件事，“战犯”普遍嘴笨，而干“佛爷”的都较容易手，甚至颇有天份。

    像“小媳妇儿”、“小顺子”、“小百子”都干得有声有色，都挺瘾。

    但除了“淘气儿”以外，陈力泉、“三蹦子”和“菜刀”仨能打的，却显得相当不适应。他们口拙嘴笨不说，还不好意思开口，那也谈不要高价了。

    所以他们即使能成交，也基本都是按他定下的底线——三毛五，“走”的票。这还是他们闭口不言了，对方见实在没的谈了，才能成交。

    由此，洪衍武突然间搞清楚了一个问题。

    敢情在开放的岁月里，那些江湖人混得最好的多数都是“佛爷”出身的主儿，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他们的应变能力和口才，恰恰在社会由“实体经济”向“口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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