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章，私往天竺”，长途跋涉五万余里。

    自从穿越以来，房俊渐渐融入大唐这个社会，很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大抵正是因为认同感太强，所以说话行事基本已与当世之人并无二致，而来自前世的习惯已经渐渐模糊，所以警惕性有所下降。

    在李二陛下的时代讲《西游记》，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毛病，毕竟这部神神怪怪的小说只是借了唐僧取经的事迹，脑洞大开挥想象力进行再创作，即便唐僧现在还在印度那边“穷游”呢，也算不得什么匪夷所思的大事。

    要是在宋徽宗的眼皮底下讲《水浒》，那才是真正的作死……

    可房俊还是加了小心，古往今来所有的文人都一样，他们其实都处在一个强权高压的环境之下，不是想说什么就能肆无忌惮的说出来的，一旦抨击到了当权者，分分钟捏死你，哪怕是在现代不会动不动杀头，也有一只神通广大的神兽火眼金睛……

    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文人们不能直叙胸臆，可对于某些的现象又不吐不快，他们就会采用一些极其隐蔽的手法，去映射，去隐喻，去讽刺……

    房俊不是家，他不可能去理解小说或者诗词中的某一句话到底有没有蕴含一些特殊的寓意。小说也好，诗词也罢，不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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