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是失败的。”裴前说，“这种失败的原因远不能归结为传统体制的复归和传统观念意识的强大，而是由于这个模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难以走通的。”

    所以，中国的开发区发展到一定规模，或湮灭，或落伍，或变成与母区相同的一般工业区。但一些有雄心的地方当局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产生了加入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行列的冲动，力求使开发区模式升级、裂变、再生。

    1994年3月，津门市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区”，培育中国北方最有增长力的经济重心。

    这个所谓“新区”聚集了中国对外开放所实验的各类区域，包括开发区、保税区、天津港三个功能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个行政区，以及海河下游工业区，面积2270平方公里，拥有海岸线153公里。

    滨海区沿用了中国开发区在借鉴蛇口模式后走的另一条道路—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的特别授权，组成工委与管委会，代表市政府行使权力。

    裴前认为，这种用一级“准政府”进行封闭式区域管理的模式，“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与同类试验的废弃结局比较，堪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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