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犯。”

    张氏听到刘堪之的名字粉面一寒，“刑部提人犯？好大的脸！我要去看看，谁能把人带走！范兄，你陪我过去。”

    刘堪之带着两名仆人就在公房里，与花庄的管事喝着茶，反复地打着太极。他并没有带刑部正式的官员过来，或者说那些官员也并不喜欢和魏国公府打交道。何况这花庄眼下成了江宁一个慈善机构，背后站了不知多少勋贵以及商人乃至官员的势力。

    眼下的明朝，正是市民阶层意识觉醒的阶段，商人逐渐成为社会上不可轻忽的一股力量，他们与官员互为表里，联成一气，力量并不可轻视。如果处理不当搞成集体事件，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再说刑部也有人的子女在这座花庄里，或是自己亦是慈善团体的一员，更不愿意得罪他们，就只好装聋做哑，只由刘勘之出面沟通。

    花庄的管事很客气，但是态度也很坚决，并不肯把人犯交出来，两下的沟通，自然不会顺遂。范进与少女走进时，刘堪之正在苦口婆心地劝解着：

    “人犯交给刑部和贵府自己审，其实是没差别的。魏永年本身还是个秀才功名，家中也有亲族。如果贵府以私刑处置，他日学政追查下来，于贵府上其实也有很大关碍。不如交给衙门，由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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