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实在不合时宜。

    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

    只要有些眼光的人，都不难看出，都火烧屁股了，还让皇帝去明圣学以端治本。这是非常迂腐的想法。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

    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明代还能挣扎几年，甚至明代的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

    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

    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新兵器。

    刘宗周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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