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越少,逐渐开始出现连军队带城池投降义军的情况,曾经固若金汤的大隋江山,也逐渐的开始摇摇欲坠。

    对此情况,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于脆来了一个鸵鸟战术,能不理会这些民变起义就尽量不去理会,负责把各地上奏的表文送给隋炀帝阅览的虞世基也投其所好,每每故意掩饰真情,极力贬低各地民变不过是疥癣之疾,弹指可灭,隋炀帝也十分乐意听取这样的奏报,对民变更加不肯理会,一心盘算接下来该去什么地方巡游。裴矩和宇文述等文武官员虽然都知道虞世基没说真话,却也不敢弹劾指正——全都怕了隋炀帝的狗熊脾气。

    虞世基再是如何的欺上瞒下,也就是欺负一下普通的地方官员,有一个地方官的平叛战情,虞世基却无论如何都不敢隐瞒,这个人还不是别人,恰好就是陈应良的伯乐樊子盖。大隋十一年年底的时候,绛郡人敬般陀和柴保昌起义反隋,流窜至晋阳和汾阳一带为祸,队伍还迅速扩大到了三万余人,太原留守樊子盖在十二月亲自率军进剿,虽然兵锋锐利,打了不少胜仗,却策略失误,把汾水以北的村庄坞堡全部焚毁,也把所有投降的起义军士兵全部活埋,导致民变更加扩大,走投无路投奔义军的百姓越来越多,樊子盖久战不能取胜,连日操劳积劳成疾,突然病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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