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道：“其实，商人的存在不是个道德问题，是个功利问题。如果因为有了他们，人人能尽力发挥所长，物资丰盛，让民众富有，国家税收就会增长，那么他们就起了利民利国的作用，为何要限制他们呢？”我简直就是资本主义的宣传员了，但现在只能顾一头，尽快把他辩倒，我能活命。

    他半眯了眼睛说：“国家的税收，不是要凭商人之力才得增长。自古都是以重税增加朝廷收入。”

    我微叹道：“苛税猛于虎，乱世起于民不聊生啊。所谓民富国才强盛。关键不是重税，而是民富。试想，如果民众有一百钱，抽税八成，国家才得八十钱，民众二十钱不能为生。可如果民众有一万钱，抽税二成，虽是轻税，可国家得两千之资，远胜八十之钱。民间尚有八千，足让人生活富足。人们安居乐业，国家自然安康。”

    他眼神有些涣散，说道：“自古圣人力排经商之路，倡导农桑，必是有因。”

    我知道他已经大半接受了我的说教，赶忙巩固道：“我并没有说废弃古法，但时代不同，圣人也说要因势利导（这是谁说的？）。自当遵从古法，重农重工，可也不必枯守旧例，尝试重商多商，也是辅助农桑。商业如一只无形的手，能运转调配，补缺拾遗。若民疲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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