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历微微点头说：“善姨说的有理。只是《子产论政宽猛》，师傅说，这子产竟是不对的，施政还是宽些好。《春秋》里面不就是说，立法贵严，责人贵宽嘛。”

    我看着他，他年纪还小，脸上却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

    我点点头。

    “不错，《书经》里头也说，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都是议论施政的宽猛的。子产说的对，不应该对人民太放纵，书经和春秋说的要宽，也是对的，毕竟，苛政猛于虎。但是这都是因时因地而变的。一味的严苛，人民受不了，掌权者也会被推翻，秦是个好例子。但一味的松乏，也是不对的，汉就是宽的，结果搞得外戚和太监专权，天下群雄并起，最终还是亡了。”

    弘历的背挺直了，严肃的看着我。

    我便接着说：“你用《春秋》大义驳子产——立法贵严，责人贵宽。这句话，本身就有毛病。法度，法度——有了法就有了度。以法来衡量行为，若违了法度，就应该责罚。既然有了法，就应该执行，而不是还要‘责人以宽’，法是怎样规定的就应该怎样去执行。法是治国的工具，而不是用来恐吓人民的，如果只是立严苛的法令而不执行，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弘历长长的舒出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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