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参加暑期宗教营，我在那里发誓结婚之后才有性行为。”

    “对谁发了誓？”

    “对上帝。”

    “对上帝。”西莉斯特在黃色拍纸簿上写下来。

    西莉斯特把协助我摆脱宗教信仰，当成她的治疗目标。这样说好像有点断章取义，她并不是反对我相信上帝，她只是不希望我的自由、我的选择或性生活这类重要的事，因为信仰而受到阻碍。问题是，上帝就是在你决定这些事情的时候产生作用啊。宗教就是，你放弃俗世一些好玩的乐趣，换取“不再害怕死亡”这项恩赐。

    “十三岁时觉得很正确的誓言，二十五岁时或许应该重新评估。”西莉斯特告诉我。

    所以，我们开始重新评估，来来回回。西莉斯特拿它跟古巴雪茄的禁运相比较——那在六○年或许有点意义，可是现在？算了吧。那么跟柏林围墙的倒塌比较？或莫斯科红场的麦当劳？说老实话，我哪里需要她费这么多口舌说服我。自从高二那年，兰斯?贝特曼把手伸进我的长裤里面，我就已经想做了，只是我一直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在等新婚之夜；即便到了后来，那种等待变得可笑，甚至越来越不可能，我仍然痴痴地等。

    那天晚上，我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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