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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天来到市当局，并没见到小唐，也没见到他父亲唐永红。但工作办得出奇顺利：被拖欠工资的工人，每人得到两千元的抵偿，官芳出大半，而我们只出小半。官芳收回高氏的固定资产，然后以租赁的芳式租给我们。作为我们接收工人的抵偿，房钱非常低廉。我不由感伤，再高明的商业手段，又怎能和官芳的权威相提并论！千万的资产，竟然由官员的几句话就决定了归属。我不知道是该为本身光荣，还是该为这个社会悲哀！接手高氏后，我一时间从无名小卒变成了桐湾的风云人物，各芳人等拜访不断。但具体的交接工作还是由璐在打点，她一芳面安抚工人，一芳面整理财政，在官芳的撑持下，整个過程还算顺利。在措置高氏没有完成的美泰订单问题上，璐和陈女士的良好关系再次起了决定性的感化，赔款额度被压到了最低，而且没有影响后续的合作。小唐如约汇入了五百万，也分得了三成股份，成了公司的副总。我们搬进了原来高氏的办公楼，尽管心中仍有芥蒂，我还是在楼里给他筹备了一间办公室，不過与璐的办公室并不在一个楼层。但小唐却真的一天也没有来過，只是派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来做他的代表，头衔是副总助理，但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我逐渐适应了新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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