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徒弟都说我这次回来人变了很多。我问他怎么个变法儿，他想了半天，说：“脾气没那么暴躁了，也没那么较真儿了，感觉就是，好像什么都无可无不可，什么都过得去了。”我拍拍他的头，“为师的没有白疼你啊！”徒弟马上谄媚地露出一嘴白牙，“那个师父啊，我昨天发了一笔工资，txt文件没转换好，今儿入账的时候全失败了……您看……”一个爆栗敲在他头上，“告诉你多少遍了都，工资还发不成功，你什么时候能自理了啊？要是师父不在了你可怎么办？”徒弟捂着头，“师父怎么可能不在，您老永垂不朽……”我气得翻白眼，然而抬起的手却终究没有再落下去，叹了口气，第N次说“最后一次！”

    即便是心里觉得要离开了，也没什么伤感，就是跟自己说，什么都别计较了，对同事们都好点儿，无论这其间有过什么恩怨，好歹都是陪了自己这么多年的人。暮雨仍是准时地电话联系，平平静静的，听不出任何波澜。某次听他说工程有些问题，我没太当回事儿，因为那个语气太随意，就像在说一件极平常简单的事情。暮雨告诉我说可能要多等个把月的时间，我很不在乎的说无所谓。

    可是，我并没有等来暮雨的‘安定’，而是等到了后来轰动全国的‘翔东新区土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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