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黄子澄很悲哀地发现，他已经左右不了局势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左右局势了，这桩案子的原告和被告已经被那些辩得兴高采烈的官老爷们自动无视了，他们是研究学问的，最喜欢深究这个案子表层下面深藏着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至于原告死丵了牛、被告受了辱，管他去死！

    孝道与国法发生了冲突，如何使两者之间能够和谐圆融，而不致互相抵触呢？

    辩证的焦头最终集中在这一点上面，尽管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其实治国核心仍然是法，但是都用儒做了包装，或者外儒内法，或都阳儒阴法，但是哪怕人人心知肚明，这法家的东西却是绝对不能搬上台面的，因此，儒才是基调，才是法的核心。

    而儒家，重的是理，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必须统一，明天理、顺人情，这才是合格的法。一直以来的儒家之法，都要求执法者应天理顺民情，屈法而伸清，循经义而折罪，主要原则就是原心论罪，既主观上恶性的有无和大小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也就是说，主观动机是好的，违法也无罪。主观动机是恶的，合法也诛杀，方可惩恶扬善。

    因此自古以来才有许多貌似不合法，却被法律却允许的行为，比如同居相为隐（一家人里有人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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