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但湖南的官军也有十好几万，还有一百多万两军饷的缺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何腾蛟开征“义饷”， 增收租税，每亩田赋较原额增加五倍多，又寅吃卯粮，提前预征明年的税赋，虽然如此，收入仍然不敷开支，又预征了后年的税赋……

    如此横征暴敛，再加上贪官污吏浑水摸鱼，已经超过了百姓能够承受的极限，因为征收“义饷”家破人亡的事情屡有发生，普通佃户和自耕户卖儿卖女，逃亡离开湖南，中小地主也不得不抛售田地，家产急剧缩水。

    在明代末期，地主用“田骨”和“田皮”来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在一般情况下，增加的田赋租税都会转嫁到“田皮”上，也就是种田的佃户和自耕户身上，对地主士绅的影响不大。

    但是由于何腾蛟增收的田赋租税太多，造成佃户和自耕户大量破产逃亡，地主士绅找不到转嫁对象，也跟着大受损失，因此对何腾蛟极为不满。

    由此又造成了恶性循环，大量的佃户和自耕户逃亡之后，湖南官府收不到足够的钱粮，只好克扣拖欠部队的军饷，让刘承胤、黄朝宣等军阀在驻地“就食”，也就是自己想办法。这些军阀就恣意劫掠，强取豪夺，从百姓士绅手里抢钱抢粮，进一步破坏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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