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者，实不适于今日也。彼等为国执法，当因时因事而析律，而乃胶柱鼓瑟，以孝武时与匈奴为敌之策，用于今日——先不论鲜卑，匈奴入塞久矣，其为汉臣亦久矣，单于金印，皆汉所授，安得将呼韩邪而与郅支并论？！”

    汉初，在秦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九章律”和“傍章十八篇”，到汉武帝时代，又增添了“越宫律”二十七篇和“朝律”六篇，大致达到六十章的规模。可是打那以后，历代都只偶尔修补，再没有大规模更改过律条，尤其东汉建立以后，明明实际情况已经与西汉时候大相径庭了，偏偏朝廷只知道沿用旧律，再没有重新更定过。到了汉末，有识之士都已经瞧出了其中的弊病，应邵制《汉官仪》，就是尝试重新整理和删定典章制度、法律规条。后来曹魏建立，在汉律的基础上加以大刀阔斧地修改，删去很多不符合实际的规条，修成了魏律。

    所以是勋说了，情况不同，法律也应该有所变更，而在法律还没有变更的现状下，身为执法人员，就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释法、用法，而不能把匈奴还是敌国时代的法律，应用到匈奴已经降汉两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更别说鲜卑还不是匈奴呢！

    “吾亦当上奏丞相，使更定法律，以应今日。”

    是勋今天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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