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物，可内中的酸甜苦辣，应伯爵心里最清楚。在报社，尤其是在《清河日报》这种类型的地方报社，每个人都是有广告任务的，广告部工作人员（对外称广告部记者）不用说了，即使是其他版的记者或编辑，也均分配有广告任务，或三五万，或七八万，最起码也得一万两万，可别小瞧了这些数字，对有能耐的人而言不算难，对于有的人来说，能拉到那笔广告收入也决非易事，尤其是那些爱犯小资毛病的臭知识分子，如果脸皮没有墙皮那般厚，如果自尊心象薄纸片那般薄，就只有等着扣奖金的份儿。

    回想自己在报社的成长过程，应伯爵心里有些儿酸楚，有一次同事们凑在一处喝酒，应伯爵喝高了，酒后精辟地总结说，他在报社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正直的文人蜕变成一个文化叫花子的过程。为那次喝高了酒，应伯爵付出了代价：报社头儿把他叫去谈话，批评他作为一名记者怎么能胡言乱语呢？知不知道报社是党的喉舌？云云。应伯爵低着头，以十分沉痛的姿态接受组织上的教育和帮助，打那以后，他便多了个应花子的绰号，从此也不敢再在敏感的政治话题上胡乱开口，平日说说荤笑话，讲几个荤故事，不仅无伤大雅，而且在报社十分盛行，从报社总编到刚进报社的小青年，谁都会讲几个经典的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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