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主义”，从而也使她稳固地听命于教会。从理论上说，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些机械地思考问题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假定，当经济上的痛苦又加上了性痛苦时，人就会特别敏锐地辨别社会状况。如果这个假定是真实的，那么，大多数青少年和大多数妇女一定比大多数男子更喜欢造反。但现实显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经济学家完全不知道如何对付它。他发现不可理解的是，反动的妇女甚至对他的经济纲领不屑一顾。我们的解释是：对一个人首要的物质需要的压制所达到的结果不同于对一个人的性需要的压制所达到的结果。前者激励造反，而后者——就它使得性需要被压抑、不被意识到并作为一种道德防卫而固定下来而言——则阻止向这两种压制进行造反。的确，这种对造反的禁锢本身是无意识的。在普通的非政治的人的意识中，甚至找不到它的痕迹。

    结果造成保守主义、畏惧自由，一言以蔽之日，反动的思维。

    依靠这个过程，不仅性压制加强了政治反动势力，并使群众个体成为消极的和非政治的，而且它还在人的性格结构中产生了第二种力量——一种积极支持权威主义秩序的人为兴趣。如果由于性压抑的过程，性不能得到自然的满足，那么性就要寻求各种各样的替代式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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