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部分
,这是一个罕见的自我献身的丑角,应大众媒体的娱乐需求奋然出场,以呆傻可爱的形象,从她的古怪“道具”——一种蛹状的呼啦圈里脱茧而出,完成了她对于娱乐群众的献身,成为引逗大众爆笑的杰出明星。菊花的这种“蝶化”,似乎是所有丑角明星诞生的戏谑性象征。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里,电视、平面媒体和互联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以花脸代替花旦,以呕像替换偶像,用愚乐取代娱乐,进而以丑女经济代替美女经济。自从内地进入周星弛式的娱乐时代以来,历经大约八年的反讽式话语的炼制,中国大众文化突然发生了剧烈的价值飞跃。它不再是精英文化的附庸,而是要独立自主地开辟反偶像和反美学的奇异道路。
然而,丑角时代的真正主角,既不是丑角本身,也不是大众媒体,而是那些渴望民间丑角诞生的娱乐群众。他们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做出热烈反响,以期从他们那里榨取最大的“娱值”。他们汇聚成庞大的“哄客社会”。“哄客”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主体,享受丑角带来的狂欢,并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的趣味决定了“丑角经济学”的收益,也决定了丑角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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