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要相信这类事情的客观实在性的问题——这无疑是诸位最感兴趣的。然而，借助于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所有材料，看来则是有利于作出肯定的回答的。当然，你们的兴趣不会停留在这一点上，你们想知道精神分析没有涉及的更为丰富的那些材料证明了什么。但我不能满足你们了，因为它已超出了我探讨的范围。我进一步要做的唯一事情是汇报几种观察——这些观察与精神分析关系甚密，是在精神分析治疗期间进行的，甚至是由于这种治疗的影响才成为可能的。我要告诉你们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后来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将详细讲述，请你们注意其中的大量细节。尽管如此，你们仍不得不舍掉许多本可大大增强该观察说服力的细节。这是一个真相明了的事例，无须以精神分析来进一步揭示。

    但是讨论这个例子时，又非有精神分析的帮助不可。

    但我预先说明，在分析条件下，此例虽有明显的思维传递现象，可并不能不让人产生各种怀疑，更不足以证明神秘现象的客观实在性1。

    事情是这样的：1919年秋的一天，大约上午十时四十五分，我正给一个病人看病时，刚从伦敦来的大卫。福西斯（didforsth）医生2递进一张他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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