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有在用分析法考察了来求医的患者（包括以同样的方式考察来接受训练的考生）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之后，才能对患者作出诊断。

    我们实际上是在瞎忙乎。

    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的精神失调，对此是不能孤立地作出诊断的。

    可是经过试验之后，结果却很可能是患者不适于作分析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试是考生，我们就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们就再试验一段时期，希望能够发现有利的因素。

    患者通过增加我们的失败数额报复了我们，而遭到拒绝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话，就可能通过亲自写关于分析法的著作来进行报复。

    到头来就像你们所看到的，我们的谨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我担心这些详细的讨论快要让你们感到乏味了。

    不过，如

    1这段轶事的出处已无法找到。弗洛伊德曾在一篇谈手y的文章中利用过它。——英译注。

    果你们认为我是要你们低估关于作为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我将不胜遗憾。看来这个问题的开头我确实没有讲好。因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过指出分析疗法局限性的不可避免，来为这种局限性辩护。考虑到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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