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一言不发地等着患者自己触及到性方面的问题。我曾经不断地提醒我的弟子们：“我们的反对者们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总有一天会遇到性的因素根本不起作用的病例。

    我们应该小心，千万不要故意把性的因素引进我们的分析中，以致破坏发现这样一个病例的机会。“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遇到过这样的好运。

    我当然明白，我对性欲的见解已经成为——不论是否公认如此——别人对精神分析产生敌意的最强大的动力。这能动摇我们的信心的吗？不，这仅仅向我们表明，我们的整个文明生活具有多么严重的神经症性质。因为正常人的行为与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好像并无多大区别。记得当初精神分析在德国的知识界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今天的情况已经平静多了），有一个人曾声称自己拥有一种独特的权威，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甚至允许他的患者随便说话（显然是出于诊断的目的）并检验分析者的主张是否正确。

    “但是，”

    此人接着说道，“要是他们开始谈论起性的问题，我立刻让他们住嘴。”

    你对这样一种示范方法怎么看呢？

    有意思的是，当时知识界竟对这位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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