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当时的一位北京同学在戴上羊剪绒皮帽时跟我说了那么一句话──穷人怕冬。北方的老百姓实在是希望夏天能长一些。

    这还仅仅是就内陆的比较。如果把上海这样的老殖民地以及广州这样的海外风潮的新滋润地算上，从前的北京就更不能一比了。上海外滩夜里的灯火，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那么明亮，而广州在80年代初已开始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一切，在同时的北京到哪儿去寻呢？

    但是，1989年的北京，在我们的眼中今非昔比。地铁开始环行城中，一幢幢高楼树立，东城的星级宾馆已在大陆首屈一指。我们乘坐的火车进入北京，从丰台起就有很多戴着钢盔的战士守护着铁路沿线，来接站的同学被挡在进入月台的地道口，直到火车停下我们走上月台才被允许放进接人。

    我们在北京度过了兴奋的一星期。其间，由于同学关系，我们拜望了文艺界的一位领导。他是个大忙人，但在这时却富有闲情逸致地设了家宴招待我们。这般轻松的接待我们这以后再也没有在他那里领受过第二回。

    享受过了还得好好干活。1989年深秋，我个人为了《中国酒文化》这部片子的最后工作──主题歌和艺术顾问等事务──又一次来到北京。我们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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