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月在北京的考察使我知道当时北京需要购粮本和配给的北京市粮油票才能生活下去。当时北京还没有自由粮食市场，50斤大米够我们一家对付一两个月，我想两个月以后会有办法的。两个月后我找到了我的一个学生，他分在中国商报社当记者，负责粮食报道。用这条路子，加上亲友的接济，我们生活到了北京开放粮油市场。当时我们还换了不少全国粮票，但这是妻子的一厢情愿，有总比没有强，实际上在北京没有指定粮店的购粮本，用美元也不能从粮店里买到粮食。

    到北京的第一年，我们就赶上了亚运会。亚运会在北京盛况空前，可是我们家也被s扰得够呛。当地派出所在我们住处一带盘查，终于发现这里隐藏着我们及其他一些外地人。有天傍晚，他们突然搜查了我们院子里的单身宿舍，据说是要查一查有没有印刷机这类宣传用工具，我想是北京当时出现了反动传单？结果自然没有。接着当天夜里，两位警察来到我们家，要我们出示身分证明。我们拿出武汉的身分证，警察又问孩子的，我们说孩子没有身分证，但有户口簿在武汉。我又拿出单位的工作证，以此证明我们是大大的良民。警察应该也相信了这一点，但是那个老警察还是用法庭上法官宣布审判结果的表情说：你们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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