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非常规的行动带来了非常规的发展。经济上深圳已经搞起了资本主义，文化上邓丽君带着港台味的靡靡之音势如破竹地瓦解着高亢雄壮了几十年的革命歌曲的旋律，社会主义的银幕上西方的浪荡男女们公开抱在一起乱啃乱咬，组织上“三种人”打翻在地叫他们政治舞台上永世不得翻身，有学历的年轻人破格提拨一夜间走上了自己不敢想象的领导岗位，今天是在车间里握着钳子满身油污的工程师，明天就是县长、市长了，像黄以恒这样有工作经验的副科级年轻化知识化的干部当县长，在那个非常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事。

    只有郑天良心里别扭，但他又不能直接说出来。刚进第三梯队培训班的时候郑天良的自我感觉还是相当明亮的，他对在合安县施展政治抱负是有想法的，只是他的这些想法没有跟任何县领导作过交流，他相信自已是用政绩跟县领导交流的，这比上门去说要有力得多。他相信组织上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老县长已经进了县顾问委员会当主任，县长人选本来就是给第三梯队预备着的，他不止一次在行政学院的那张单人床上规划过合安县发展的战略思路。乡镇一把手中只有他是有大专学历的，而马坝乡的乡镇企业和农民收入在全县、全市独一无二，想找一个对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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