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除了不停地要钱救济残疾人花钱让老干部们下棋打牌旅游外，不可能挣一分钱，因此他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地占着一个位子，在政府副县长中像一个摆设，甚至还有点节外生枝的多余。六年中，从王桥集经济实验区落荒而逃的郑天良在县里生活得非常低调，开常委会和县长办公会的时候，总是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孤独地抽烟，在县里重大决策时，各位县长书记们高谈阔论畅所欲言，郑天良目光总是紧紧盯住墙上的一只木质挂钟，他发现这只钟越来越老了，平均每年以慢二十分钟的速度老化，每次开会前秘书们总要站到椅子上将钟调准，他觉得自己就是走得很不准确的老钟。会议结束前，县长书记总是很客气地问郑天良：“老郑，你还有什么意见？”这句话很有点对家里来了客人的礼貌成分在里面，郑天良声音苍白地说一句：“我没意见。”其实有意见也没什么意义，郑天良知道没有人会把他的意见作为意见来看待的。不过，这些年，郑天良闲暇的时间多了，社会上的朋友倒是结交了不少。失意的人总是这样安慰自己：“当官是暂时的，朋友是永远的”。郑天良在朋友面前找到了随心所欲的感觉，这种感觉类似于丧家之犬重回家园般地温暖和亲切。

    这时，已是一九九八年夏天的一个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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