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张借条，使后来的故事发生了性质变化。第二天早上，沈汇丽开出了一张一式两联的借据，上面写着“借到人民币三百万元整，借期一年，利息按还款当年银行贷款利率支付。”

    郑天良当时不想要借条，可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于是在仓促中就将借条塞进了公文包里，回去后又很马虎地锁进了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郑天良接过电话一问，他的脸色顿时严峻了起来，原来是叶正亭打来的。啤酒厂三百多职工分乘十辆客车直接到了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省政府办公厅要求河远市和合安县领导立即赶到省城去将工人们领回来。

    叶正亭在电话里说：“你们怎么一点迹象都没发现，厂子卖了后，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

    郑天良说：“我让沈一飞召集全体员工开了会，沈一飞还说职工非常欢迎这次改革，所以我就没去再做工作。这个事件肯定有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不去县政府和市政府静坐示威，而是直接去了省政府，这是有预谋的政治策划。”

    叶正亭在电话里说：“给我回来后查个水落石出，谁破坏改革，我就撤谁的职，我就不相信，河远正气压不了邪气！”

    郑天良从沈汇丽的被窝里爬起来直接赶到了省城，叶正亭没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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