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权观念影响的不止他一人，被称为“飘一代”的20世纪70年代生人，将迁徙的自由—这种最基本的人权运用得淋漓尽致。姜灿在阿弥的眼中，曾经是“留鸟”，而不是“候鸟”；但他也是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谁能反对他行使自己的权利呢？阿弥只是不希望姜灿同自己一样，飘来飘去地其实是为了躲开一些东西。比如，他从北京“逃”到广州是为了躲避一个患有结婚狂想症的女人；从广州出走上海又是躲开广州惨无人道的加班疲劳战。从上海来成都，也许是为了躲开coco。这次留在成都，他很希望不是为了躲；但或许他无法面对这样一个短命的项目，而上海的位子又被别人取代，躲不躲都是一个道理—无法面对现实！阿弥应该很钦佩姜灿，他至少认为姜灿不是那种一g子就被击倒的人。

    他不无关切地问姜灿：“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姜灿惨笑着对阿弥说：“我早有这个想法，只是跟你们合作的时候，把这个暂时淡忘了而已。其实要感谢这个结局，让我坚定了原来的打算。企业的问题，要从内部做起，任何外部的力量，都不足以带动它的发展。坦白地讲，我们企业目前的人力水平有待提高，我想从自己做起，出去镀镀金、深入思考一些问题，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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