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批评过的马列主义施之于别人，自由主义行之于自己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过去绝无的事情。在唐代，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调，大批判，一面犯糊涂，做蠢事，说一套，做一套，最终死于饵食丹药上。而且，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他的继承人，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几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他的这条饵药致死之路。

    由于求不死而死，由于饵药石而亡，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祖朝的杜伏威，瓦岗寨式的枭雄，“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肃、代宗朝的李泌，一个聪明透顶的政

    客，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宪宗朝的李道古，一个方士掮客，逢人推销不死之药，他自己也“终以服药，呕血而卒”。（《旧唐书》）

    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冲动的一群，文人怎么不为风气所动，怎么能自外于这个大潮流呢？公元八四○年（文宗开成五年），白居易写过一首《戒药诗》，既描写上层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热，也反映了那时文人热衷此道的趋之若鹜：

    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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