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李斯所言，也并非全无道理。　　李斯又道：“再则言之，吾王欲杀嫪毐，嫪毐固一死而已。然而其罪不彰，其恶未明，遽尔伏尸，人或疑之惑之，非所以安众心、警世人也。臣以法杀之，具审其罪恶始末，党羽y谋，继而昭告天下，使臣民皆可知之、畏之、警之、诫之。嫪毐之逆行，当治以何等刑罚，法有具文，不待臣多言也。”　　嬴政仍是不快，道：“寡人不能杀嫪毐，法能杀之，寡人与法，孰贵？”　　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然而又不能不答。孟子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将君王的地位置于最末等，可谓块垒激烈。李斯是识时务者，他可不敢当着嬴政的面，将君王的地位这般痛斥贬低。况且，他的思想和哲学，本已与孟子不同，他基本上还是属于法家。而在法家的体系里，君王的地位，是高于社稷，更高于民的。所以，嬴政此问，让李斯左右为难。嬴政好比是给他饭吃的食堂，法则好比是他混饭吃的饭碗，两边都抛舍不得、得罪不起呀。　　李斯微一沉吟，道：“君所以尊者，法令也。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令贵而法适，所以君尊也，君尊则国安；令贱而法轻，所以君卑也，君卑则国危。是以，凡国博君尊者，未尝不重法，至于令行禁止于天下。夫生法者乃君，守法者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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