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学，《尉缭子》与孙、吴二子，司马穰苴《兵法》，黄石公《三略》，吕望《六韬》，李卫公《问对》一起，号为《武经七书》，成为研习兵法的标准教材。实则，《尉缭子》不仅仅兵书而已，对政治和哲学也时有涉及。如“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故患无所救。”　其d察识见，犀利高远，非大师不能道也。又如“故曰：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得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矣。”比起《国际歌》里所唱出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其行动主义者的思想，足足早出了两千多年。　　至于书中所言如何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皆属细枝末节，非所大者，不再一一列举。经此一番浮光掠影，或许有问，既然足本《尉缭子》有二十九篇，那为什么当时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这十二残篇又分别是哪些？　　我们有理由相信，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是因为当时尉缭的确也只写了十二篇。而这十二篇，应该分别是《尉缭子》卷一的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五篇，卷二的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五篇，卷三的治本、战权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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