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

    书上嬴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了。对于此举，后世多持恶评。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夸人要夸到痒处，骂人则要骂到痛处。知己知彼，方能百骂不殆。倘一闻焚书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骂，作激愤声讨状，窃以为不免“c”之过急。

    首先，从李斯的视角看去，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性。在李斯的上书中，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个字，便已驳斥一尽。随即，将淳于越之流定性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人之所学，则是源于书本，因此，禁书乃至焚书便是斩草除根的应有之义了。

    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还都是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全是少不得”　的著作。这也就决定了，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

    一，史官非秦记者，即六国之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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