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白赖地缠着她们，确实够呛。

    在我答应叶雨愿意去上海的时候，我的耐心和信心几乎已经磨平，我决定去小晏原来的家敲门找人，我一点儿都不知道那里已经被政府下令正式拆迁了。

    四月的大连慢慢地微风树绿，几台挖掘机朝着翻斗车高一铲低一铲地卸下残砖碎石，灰头土面的拆迁工人戴着安全帽，日落的阳光里，他们的身影个个都是斜腰拉胯的。

    我走到附近的一家小卖部，我说，你好，请问对面那栋楼什么时候动迁的？

    店主望望我，又望望翻斗车，说，老早都搬走了，春节都没见亮灯呢。

    我站在马路沿看着对面一片狼藉的景象，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傻得特别可笑的人，就算这里一如当初，就算小晏真的在家，我去敲门，我面对她的爸爸妈妈我怎么说？我要他们同意女儿跟我在一起吗？他们会同意我们在一起？

    〈57〉

    大概就是这样的，2001年的四月我徒劳无获地离开了大连，后来在飞机上看报纸，看到高业那个大毒枭在广东被判了死刑，我本来脆弱的神经一下子穿山越岭地难受起来，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反正没感到解恨。

    当飞机从周水子机场一跃而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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