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话，叶祖洽、邹应龙除了状元之名，并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青史上，他们没留大善大恶，——对了，《宋史》上有叶祖洽的传，长达四百九十九个字，把他写得很坏，但现在一般人没几个人知道他坏，可见他坏也坏不到哪去；邹应龙很多人说好，可《宋史》中他的传只有二百一十三个字，只是一些干巴巴的官名地名，并没有记什么事迹，可见他好也好不到哪去。大地上，没留这两个状元的只砖片瓦，他们的故居早已灰飞烟灭。文化上，没留这两个状元的只言片语，叶祖洽在殿试中斗胆写道：“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谋而新之”，曾引起雄心勃勃想做一番事业的神宗皇上的共鸣，为他在与上官均的竞争中最终夺得状元榜，但是过眼烟云；邹应龙好像有几首咏莲的诗，可只是在族谱上、县志上，那算什么？宋朝不比现在，那可是诗词鼎盛时期啊，又是理学大兴之时，他们居然没一句诗词留下也没有做一点学问。还不如北邻邵武的严羽，他“不肯事科举”，但他著作的《沧浪诗话》却是一部全面而又系统的诗歌理论著作，对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发展有很大贡献。也不如东邻将乐的杨时，他只是个进士，却在理学上造诣颇深，以至令他那著名的恩师程颢感慨：“吾道南矣！”并留下一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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