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星期一，我在内心已经整整哭泣了五个月。在这五个月里，我们的每一次约会都使我无望地感到我们正在奔赴破灭。　　此时我们对坐无语。　　终于，我说：“你走吧，我会在你离开的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十四日就嫁到爪哇国去。”　　莫根说：“是吗？让我来听一听那人是干什么的？”　　我眼不眨声不乱，毫不迟疑地就从嘴里溜出来“打字员”三个字。　　莫根说：“那么，他叫什么名字呢？”　　我说：“他叫什么名字都可以。比如他叫‘汪汪’。”我学了一声发情时的公狗的嚎叫。　　像我这样一种无可救药地追求生命之爱的女人，如果不是嫁给致命的爱情，那么我绝不会退而求其次——嫁给友谊，我宁可选择另外一个极端：实用主义。眼下，我正缺少一位得心应手的打字员。　　“很好。”莫根对我的话不屑一顾。　　真正的坏蛋就有莫根这样一种本领：准确判断出哪种坏话是真的，是他的同行们c用的语言；而哪种坏话是假的，是我这种怀着复仇与爱情的火焰渴望挤进坏人行列的人的语言。在莫根面前，我真是小巫见大巫。　　“到九月十四日再决定嫁给哪一位‘汪汪’吧。如果那天我的电灯坏了，我也许就嫁给一位电工；如果那天我的电脑坏了，也许我就嫁给一位计算机专家。再说吧。”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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