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是不多。隋唐开漕运，自然是为了供应京城而不得不为，但也让中原粮价直接与江淮拉平。江淮的土地都还开垦不尽，中原这里的地怎么开垦出来都是赔钱，是也不是？中原是三京所在，天下根本，这样下去终归是朝廷隐患。”

    这种宏观的经济分析就不是范仲淹擅长的了，听了徐平的话，觉得有些道理，但又总觉得哪里不对。实际上漕运对中原的农业有巨大的抑制作用，当然是没有错，但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因为各地的种地成本不同，有多少是因为官府强行平抑粮价，就不是几句话能够说得清楚了。不过中原一带的恢复，确实是京城迁走漕运改道之后的事。

    “中原耕种田土不容易，如果换在其他地方倒也罢了，无非粮价高一些。但三京是朝廷根本所在，粮价高不起来。周围的百姓，很多宁可进京城里面做闲汉，都不愿意耕种土地。这是大势，可不是靠奖励农耕就能解决的。大农庄与小农相比，有更多的钱，就可以买更好的农具，修水利改良土地。他们能从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财富，也比小农更能对抗不断的天灾，就能把周围的土地开垦起来。到农庄里做庄客，怎么也比在京城里做游手好闲的闲汉好，这些闲汉不知惹出了多少事情！”

    范仲淹缓缓地道：“兴建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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