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被执行得非常彻底，而且不是指的每亩的两税负担，而是两税的以州军计的总额。换句话说，开垦荒地，下等田变成上等田，技术发展亩产量提高，每一州的赋税总额都不变，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都留在了民间。终两宋三百多年，两税总额以州军计算基本只有减少，没有增加，更不要说中央层面了。每次方田均税，基本是以均税而不增税为前提才能推行下去，王安石变法也不能例外。

    在徐平看来，这只能是理想主义者的荒唐措施，依据现实条件调节赋税才是正常的。然而在宋朝，这却是天条，容不得任何挑战。

    两税额度固定下来，朝廷用度却不断增加，官府便只好向工商税和征榷收入努力，这便是宋朝特立独行的根本原因。等到了这些收入也不能满足支出的时候，便开始增加苛捐杂税。朱熹有名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其实不仅是古者刻剥之法，到了南宋的困难时期，朝廷为了增加收入官员们想出的各种名目天马行空，想象力突破天际，让后人也是叹为观止。

    在宋朝前期，永不加赋的政策大大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官僚制度和社会经济管理各方面都远远超出了时代，后世的元明清三朝都难望其项背。而到了宋朝后期，这一制度又使中央失去了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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