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最明显的两个好处，特别是第一个。现在为官做吏的，手头紧了便就从百姓的手里收钱，想起来什么便就是什么。讲实话，我们都做过亲民官，知道有的时候钱是不得不收，不过怎么收可是有讲究的。现在的官员最缺少一种计算，那就是不管从百姓收多少钱，都不是凭空收上来的，是要有本钱的。这个收税和各种科配和买的本钱，我还没有见到哪个做亲民官的去算过。伯庸刚才讲的第一个好处，便就是官府收到同样的钱，耗的本钱比以前收的少了，这就相当于凭空多出来的收入。以前查税，公吏差役挨家挨户，搞得鸡犬不宁，实际效果有多少呢？反倒是搞得百姓平白要给他们酒肉。甚至很多地方，还要让揽户去收，官府收一文，百姓要掏十文。官府施政，是要本钱的，开办公司第一条，就是减少了施政的本钱。至于第二条，最大的意义不是减少了纠纷，而是让百姓手里的钱敢放出去了，不怕收不回来。以前的商铺难做大，很大的原因是本钱小，有时候明明看准了机会，却苦于本钱不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机会过去，自己赚不到钱。出去借贷，找人做保是要花钱的，借了钱利息更是高得好，不定赚的钱给谁呢。”

    说到这里，徐平正色对王尧臣道：“伯庸，所以童大郎那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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