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姐”。在二十世纪初，“南洋姐”的身影遍布西伯利亚、中国内地，东南亚各国，甚至印度和非洲。此时的东三省，五千多个日本人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南洋姐”。上海和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远涉重洋的日本女子，成为日本原始积累的利器。在西伯利亚的“南洋姐”向日本汇款有百万元之多。当时的《福冈****新闻》曾经登出这样的新闻——“从岛原的小滨署管辖内的四个村子远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汇款达一万两千多元。全岛原的三十个村子，合计突破三十万元。”

    而此时全日本都著名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其自传中如此描述——“她们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做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

    当日本经济逐渐强大起来，并试图以军事力量拉动经济发展的时候，这些远涉重洋的日本女子。服务的对象自然由钱财，变成了日本军队被派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