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后的第二次光芒。

    从皇帝到庶民，有忧患意识和进取心的人，都在寻找着复兴中央帝国，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国的途径。

    于是，只要不触及意识形态，不危机君王统治，不危害既得利益集团，整个社会对于新思维和思路，都是欣然接受的。

    正是如此，晁错才喊出了‘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的口号。正大光明的打着师古的口号，行改革之势。

    正是如此，后来张骞开凿西域，汉使甚至远赴遥远的安息，抵达了亚洲的尽头，看到了欧罗巴的海峡。

    整个社会的忧患意识和求变之心，一点都不比一八四零后差。

    而一八四零后，整个中国几乎尝试了所有可能的道理，不管君主立宪也好，民煮也罢，**也好，纳粹也好，甚至投降主义都捏着鼻子吃了一次。

    此时的汉室，基本也差不多。

    只要统治者觉得有道理，一点都不介意拿来尝试一下。

    天子刘启数学成就并不比大多数人差。

    他只是在心里稍稍换算了一下，就问道：“太子认为，这是为何？”

    “儿臣认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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